美国次债风波引发的全球金融大震荡从2007年2月13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e)盈利预警公告日起历时已近两年,其对全球经济的巨大破坏性暴露无疑。无论是以“新经济模式”为主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尚处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金砖四国”,以至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只要其置身于“全球化”,就不可避免的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全面冲击和深远影响。而中国的实业界、金融界和各级政府,也随着这一危机的逐级演变蔓延,由原来的忽视、乐观态度,转而逐渐重视,并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来消减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冲击;从积极响应“全球政府联合注资救市”,到“4万亿刺激内需经济投资计划‘国十条’”的快速宣告实施,以及央行在短短四个月时间内连续五次降息,都明白无误的揭示了“危机”对中国经济危害的严重程度,以及我们仍陷于“经济失速”困境的这样一个事实。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些剖析,只有洞悉了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了解到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我们才能对症下药,转“危”为“机”。
“金融业去杠杆化”和“产业资本大转移”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两大推手
人们一直在疑问:由“次债”这些“小小的”局部损失,何以造成了如此之大的全球金融危机?;前期还泛滥充盈的资金,为何瞬间踪迹全无?
的确,就任何一个金融产品的纯买卖交易行为,实现的只是财富的转移和重新分配,资产并没有被“产生和消灭”(更深层次因互联网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影响的货币体系和汇兑体系重整问题,这里不做涉及);目前市场的流通性枯竭一方面来自因“次债”产生的金融体系信用危机所造成的“惜贷”(信用体系危机),另一方面则可能来自产业资本在金融业危机环境下的资本回流,或新产业结构调整对产业资本的吸引(资本流向变更)。
这样推测是基于我们都忽略了在前期“互联网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欧美传统制造业强国的实体产业快速空心化,造成的大量产业资本溢出进入到金融领域,并会同金融资本一起,在美国等各国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催化”下,所形成的全球范围内“流动性大量过剩”这样一个前提。而流动性过剩拉低了金融产品的单位资金盈利率,为弥补利润率的下滑,“高杠杆化”和“金融创新产品”被不断注入到虚拟经济体内,以满足资本对高收益率的追逐,并催生了全球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泡沫。一旦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一个小小的负面因素同样就会因为这“去杠杆化”和“资本转移、回流”等作用被剧烈放大,造成对虚拟经济体的强烈冲击,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全球金融市场如此繁荣之后,会瞬间逆转跌入无底深渊的现状了。
紧随而至,是因盈利和收入剧减的预期所引发的消费支出缩减(需求减少)对实体产业的冲击;而中国经济高达近60%的对外依存度和以代工模式为主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导致了中国制造业最先也最大限度的受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反映中国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在2008年“跌跌不休”也就再所难免。
除了知道这个负面因素就是“信用监管缺失产品‘次债’”,更关键的是探究外部环境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产业转移”的不可避免性和全球性的“产业升级”
进入到21世纪以来,外部环境最显著的变化是“‘互联网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态势下’,欧美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产业向新兴市场的快速转移,并由此形成欧美国家产业资本的溢出”;近期外部环境的变化则可能来自“新政”引发“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形成,使得欧美产业资本向制造业新技术领域涌动,从而带动和促进全球性“产业升级”。
“产业转移”我们都已经有最基本的认知,这种趋向自战后欧美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于对制造成本的控制,因此其流向是从资源价格的高地向资源价格的盆地流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制造业传统技术壁垒垮塌、制造业新协同商业模式形成,因此作为“资源盆地”的中国就能以更快的速度来接纳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需求,这种趋势促进并加强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并与近十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叠加,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低基准上的快速崛起;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其过度依赖发达国家市场借贷型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拉动模式,更进一步削弱了欧美国家传统制造业对社会经济的贡献率,全球经济需求不足逐步显现,产业资本溢出也就愈发不可避免了。
当然,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业资本也尝试进入到新兴领域,如:新能源、环境工程、健康医疗、生物工程、材料工程、信息技术等,但由于传统制造业务在新兴市场依旧有其存在基础,而新的全球能源与资源消费结构模式,以及其所代表的商业盈利模式和执行标准尚不能得到全球政府的推崇和政策扶持等原因,使得欧美国家的产业资本一直未能真正全面投入到‘后工业化阶段的升级产业’,处于溢出状态。但从另一个层面理解,我们可以认为发达国家的一些核心新兴技术已经准备就绪,只欠政府政策扶植和新商业模式全面推广的“东风”了。
因此,在全球性产业转移的背后,是以发达国家为源头的全球性产业升级的逐渐显现。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第56届总统的角力,奥巴马的竞选纲领“变革”都隐约显现了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对未来“新世界”的设想,而这可能正是引发金融市场资本流向(特别是产业资本流向)发生重大变化的缘由。
这些对中国制造业的挑战和机遇有会在哪里呢?是继续担负全球传统产业转移之责任做“全球制造工厂”,还是全力投入新兴科技进行产业升级,或者我们有其他更为可行的道路之选,来帮助中国安渡危机共迎新世纪发展潮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广度、深度和不平衡性给中国制造业带来更多机遇
“21世纪的科技必将带领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纪元”,但中国制造业还是以一个弱冠少年的身份进入到这新世纪的;而庞大的13亿人口基数和尚待激发的消费潜能,又无疑能提供源源不断的消费需求,因此在这样一个更为广阔、更为纵深的市场中,中国制造业虽会面临很多挑战,也同样有着更多的机遇。
从表象上直观的看,中国由于“东西南北”各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标明了一个明显的“东高西低,南新北旧”的布局。当以上海为代表的制造业开始从重化工发展阶段,开始寻机进入先进制造领域时,当以高科技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深圳高科园区开始更多注重服务为导向的知识经济时;很多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还尚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很多中国的北方制造业企业还未曾摆脱对高资源消耗高资本投入的产业发展依赖。因此,地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平衡,以及中国无法避免的“需在相对紧密排列的一个时期内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这个现实,都在预示着我们必需要以一种梯度和跳跃的方式,“以点带面”的去实现中国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之路。
中国之产业转移,就意味着目前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代工制造企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装配加工企业,其产业基地会快速由东南沿海地区向内陆特别是中部地区迁移(我们并不认同对产能的绝对消减和制造基地海外--越南等东南亚--转移的方式,因为中国庞大的内需潜能还未被充分激发,产能过剩应该只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非绝对化的数值)。另一个层面需要注重的问题就是在产业迁移过程中,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和新的产业集群的布局问题;可以确信的是,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快速并高度渗透的当今21世纪,任何传统产业的边际利润的获得都离不开对成本的严格控制和细分,更离不开对分众市场终端客户需求的引导、牢牢把握和及时交付。因此,中国之产业转移离不开制造业服务体系重新构建,离不开低成本信息技术手段对业务操作和市场扩张的支持,离不开产业集群中的精益化生产协同。
而中国产业升级之路,则不应仅仅只是将关注点聚焦于对新兴技术趋势和理念的捕获及自主创新;因为即便是沿海发达地区,也尚处在工业化后期进程中,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和成熟技术的引进才是现阶段提升产业格局的重点,这将帮助中国制造业能更快的拉近和替代国际制造厂商全球地位,并以后发姿态引进取得非优势产业的先进技术;“协同设计”和“设计的本土化”是我们得以实现这一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其中少不了对先进技术的仿制、消化吸收,也少不了对先进研发设计管理体系的学习。当然,对于有着一定比较优势的子行业或关系国家自主权的子行业,自主创新之路将是不可避免,这其中也同样会包括流程的创新、管理的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知识产权的保护、研发数据信息的安全性、过程的可控性等等诸多实际业务都将考验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之路。信息技术和业务的再造,以及两者的结合,无疑将大大帮助中国制造业完成这一重大的升级转型,无论是协同创造还是协同设计,亦或是最基本的版本管理、灾备管理和安全性认证管理,都离不开信息技术对业务的支持。
总之,我们可以清晰的认识到:内部梯度性的产业转移,落后制造业子行业的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优势产业和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是中国制造业对抗全球金融危机的基本途径;结合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是中国制造业摆脱旧业务体系和模式,以更精益的方式来实现跨越与超越的必然途径。
信息技术又如何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各项转型之需呢?
网络时代带来了全球一体化的挑战 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制造业必需加大IT投入
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制造业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必需性和迫切性,也分析了其中需要做出变革的某些方向。这所有的一切,除了和我们近阶段遭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有关、和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有关、和产业发展及技术创新的趋势有关外,一个最根本的因素其实源自依借信息技术而实现的“网络时代全球一体化”。
在这样一个信息瞬间传递和分享的时代,任何传统上的信息不对称壁垒瞬间消失了,空间被快速的挤压,思想在急速的碰撞,创新在持续的诞生。任何一个过去借助空间和时间广度可以渐进消亡的非经济公司或产业,都会在这个网络时代中因对未来产业趋向的误判和行动迟缓“瞬间蒸发”;同样,任何一个能把握住网络时代有效信息和思想,并能借助网络使之转化成主流趋向的,也都会“化腐朽为神奇”,翻开一个新的时代章节。因此,在这个信息技术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中,人的创造性、源于智慧的第一生产力,将带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新纪元,地球将成为一个“智慧的星球Smart Planet”。
中国制造业对这点的认知目前大多还处于一个启蒙阶段,虽然已经有相当一些制造业企业已经基本实现对信息技术的认知和基础架构的建设,但在业务的全局性覆盖和深层次(智慧型)信息系统应用支持上,仍然和全域性的信息化应用有很大差异。中国的一些企业,它可能是单个或几个主体业务部门有信息系统集成,其他关联业务部门或产业链的上下游都没有系统应用和集成,甚至缺少相关数据,更无从谈相关业务的监察环节,这就基本等同于一个最基本的IT平台,信息传递的范围、有效性、衍生价值都大打折扣。所以,渐进的持续投资,以求完善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信息化应用覆盖率,是所有中国制造业产业链中企业都必需正视的问题。
并且我们应该相信,以发展的眼光看,信息网络建设和接入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就像100年前对铁路的投资和现在对铁路路网的投资,单位实际成本(扣除通胀)将大大降低,而对业务的支持度和收益性却有了更大提升。因此,中国的一些行业龙头企业应逐步将其IT投资重点,由单纯硬件平台和网络,转向应用实施、系统集成、数据分析和共享、IT治理合规性等IT服务及特殊应用需求上,以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中的各个制造型企业对IT应用的投资;制造业中小企业,也应积极以各种方式来实现业务、系统应用、数据共享的要求,以增值信息系统在产业链内的投资回报,加大数据信息的收益性。
各种业务与信息技术结合的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基础平台集成和各数据集成的技术服务、提高接入质量各种安全性和业务延续性的保障性服务、专业外包服务等等都逐渐会成为大企业集团在应用信息技术时候必然会考虑的问题;而各业务相对简单,对速度和灵活性以及经济性有更高要求的广大中小企业,则会更多的倾向一些“易捷”应用,一些新的IT理念和构架如“云计算”正符合众多终端用户的实际需求,而在各项技术的过度时期,一些虚拟化技术、符合On Demand理念的系统设计架构会成为制造业中小企业节约投资成本,快速数字化应用的可行之道。
因此,当前的“产业转移”所需要的不应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和空间的转移,更多的信息技术手段将被植入到新建企业中去,更多的应用会被引入到各项业务和管理中去,来帮助企业一方面更有效的降低成本,一方面能更多更快更好的寻求新市场、接近客户、响应客户,达到开源节流的目的;而“产业升级”也将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产品研发过程,其涉及的“研究/技术管理”、“新业务管理”、“市场规划”、“产品开发”这样一个流程和管理理念,会帮助企业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能真正有的放矢,提高资金运作效率和投资回报率,相配套实现的一些绿色数据中心Green IDC则不单能在能耗上凸显其优势,并且通过IT治理和虚拟技术等各项手段,来帮助企业在变货币资本为“数据资产”的时候,能有效的管理好企业的知识产权。
林林总总,我们应该可以意识到:中国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之路,是在全球正跨入到一个以虚拟网络为运作核心时代的背景下的必由之路。“次债”金融危机全球蔓延,由某种形式的虚拟经济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或许只是这一趋势的伴奏曲。在这场变革中,制造业一定难以置身度外。中国制造业,行动起来迎接这一信息化虚拟化的新纪元吧!
后记:信息技术和传统制造业的融合必将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新纪元IBM帮助中国制造业实现跨越
量变引发质变!因此,当全球半导体晶体管数量达到一定数量级时,当全球光纤密如蛛网时,人类社会的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纪元,数字化、虚拟化时代已经到来,信息技术将和所有人、团体、事件等等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有机的联系起来,而IBM则以各种前瞻性的眼光、强大而实用的技术、科学并经济型的管理来帮助中国制造业,在新纪元之初实现跨越。
附:IBM中国制造业“产业转移”“产业升级”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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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M解决方案Deep Dive:Maximo 解决方案
虚拟基础架构解决方案VIA(Virtual Infrastructure Access)
IT技术服务解决方案Green 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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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管理信息化征文:面对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制造业机会大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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